工业化是大国快速实现强国、自立目标的唯一发展途径。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开始加快工业化建设步伐，试图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不对称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

　　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国一直处于主权部分沦丧的状态，中华仁人志士努力奋斗的一大目标就是使祖国免遭列强侵略，因此他们有意识地特别强调以火力对火力的重要性，希望了解、应用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以保卫中国。1952年后，中国倾力加强重工业建设、发展国防制造业的做法，也是民心所向，水到渠成，势在必得。

　　19 世纪中叶，为了扳回英中贸易逆差，已是世界上最强大工业国家的英国竟然支持无耻的鸦片贸易，以此赚取中国的巨额白银。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英国更公然采用战争手段解决贸易冲突。区区 2 万英军，凭借先进的舰船枪炮横行于中国沿海。英国仅以死伤 523 人的代价，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由此开端，此后一百年时间里，中国在东西方列强大炮的淫威下，签下 1000 多项不平等条约。到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屠城，中华民族更是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险。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

　　落后就要挨打，痛彻心扉的百年屈辱史，苏联十年“铁血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与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在国门口的直接对垒，都强化了中国向国防制造倾斜的政策取向。为了捍卫新中国的生存权，倾尽国力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是新中国政府的不二选择。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来，美国把战火延烧至鸭绿江边，中国出兵参战。这样的政治和军事态势，逼迫中国政府必须迅速提高国防实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战争动员能力。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措施，切断了后者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又迫使中国必须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而发展重工业是其中的关键。

　　1949 年，中国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 7.9%，这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落后的明显标志。基于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借鉴以及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党和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将这一战略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以国民经济计划的形式确定下来，目标是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迅速起飞，以便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迈上社会主义工业化康庄大道。第一个五年计划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 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 694个重要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中重工业占据了中心战略位置：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业。作为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的 156 个重点工程都是重工业项目，起着填补工业领域空白、健全工业体系的作用。国防工业占了相当的分量，共44 项。其中，航空 12 项、电子 10 项、兵器 16 项、航天 2 项、船舶 4 项。“一五”计划期间，中国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到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 89.9%，占工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72.9%(《中国统计年鉴(1992)》)。

　　恢复了国家独立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扭转了中国近代百年颓势，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国家重建。由于在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交手中不落下风，中国的民族自信和国际威望大为提高，中国开始在工业化道路上大步前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速，突击建成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奠定了一定的重工业基础。

　　苏联在 1927—1937 年间实行所谓的“铁血工业化”政策，迅速崛起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而中国在工业基础远比苏联建国初期薄弱的条件下，采用相对温和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低消费的不平衡战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在更加突出国防需要的不对称战略的推动下，以“两弹一星核潜艇”为代表的中国国防制造业在工业基础仍相当薄弱、科技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中国作为第五个成员跻身世界核俱乐部。两年之后，中国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两弹结合，从双城子向罗布泊发射中程导弹，核弹头当量 2万吨，中国具备了真正的核实战能力。由此，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核武器工业，陆续制造出远程洲际导弹，打造了一支战略核潜艇部队，并拥有了中型轰炸机为主的中程核武器投射能力。1967 年 6 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 年 4 月，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 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4 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后来他感慨道：“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根据现已解密的资料综合估算，截至 1964 年 10 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设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已达数十亿元，估计最多达到 80亿元的规模;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包括核武装，如核潜艇、导弹、核武器开发等在内的核工业体系投资，总金额大约为 300 亿元。这些项目都是在极其困难的国民经济环境下举全国之力实现突破的特大项目。

　　尽管投入巨大，但创设原子能、导弹、航天和电子等国防工业体系，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里取得的非常重大的成就。此外，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固定投资重点向重工业倾斜，比起开发大庆油田、建设多个钢铁基地和大型水利工程、化肥基地等项目，国防科技领域的直接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并不算特别大。

　　英国国际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曾经如此评说世界局势，“在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接近核打击”。事实上，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下多次离万劫不复的深渊只有半步之遥。戈壁深处闪耀升腾的“蘑菇云”，是建设和发展自己的“护身符”。在国力羸弱的历史时期，采取优先发展国防重工业的不对称战略，也是理智而必然的选择。

　　初步工业化：工业体系成形

　　从 1953 年到 1977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1.3%。1952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 34.4%，1978 年上升到 61.9%，中国已经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与 1952 年相比，1978 年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增长，跃居世界前列。例如，钢产量由 135 万吨增加至 3178 万吨(其中，成品钢材产量由106 万吨增至 2208 万吨)，居世界第 5 位;煤产量由 0.66 亿吨增加至 6.18 亿吨，居世界第 3 位;原油产量由 44 万吨增加至 10 405 万吨，居世界第 8 位;发电量由 73 亿度增加至 2566 亿度，居世界第 7 位;水泥产量由 286 万吨增加至 6524 万吨，居世界第 4 位;硫酸产量由 19 万吨增加至 661 万吨，居世界第3 位;化肥产量由 3.9 万吨增加至 869.3 万吨，居世界第 3 位;化学纤维生产从无到有，1978 年产量已达 28.46 万吨，居世界第 7 位;棉布产量由 38.3 亿米增加至 110.3 亿米，居世界第 1 位;糖产量由 45 万吨增加至 227 万吨，居世界第 8 位;电视机生产从无到有，1978 年产量已达到 51.73 万台，居世界第 8 位;汽车产量从无到有，从 1955 年的 0.01 万辆提升到 1975 年的 13.98 万辆。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中国工业经济已基本达到 1961 年苏联和日本的水平，中国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此外，工业的区域布局也有较大改善，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的区域不平衡状况，实现了重工业基础较为扎实的东北地区、面向纺织业和轻工业的东部沿海城市，与几乎未被现代工业触动的广大内地之间的相互融合，使这三种原先相互分离的经济形态逐渐实现一体化，全国工业区域布局渐趋合理。原先不发达的内地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不少工业中心，如以武汉、包头为中心的钢铁基地，山西、内蒙古、河南的煤炭基地，兰州的石油化工中心，成都、重庆的钢铁、机械工业基地等。为备战而推进的“三线”建设，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总之，1949 年后的 30 年时间里，中国建起了一个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克服千难万苦，以较快的速度初步建立起一个门类比较齐全、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这是现代中国的重大经济成就。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中国能够雄立于当今世界，这一强大的实体化工业体系功不可没。这一工业体系对于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无比巨大，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来，经过数代人前仆后继、流血流汗、奋斗牺牲，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是中国当今国力与命脉之所系，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完成新一轮工业革命以及技术升级的根本和基础。

　　受国际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封闭内向发展路径的影响，加之借鉴苏联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随着工业化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世界经济、中国国情的新认识，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战略转变，成为国民经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钢产量不再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唯一标准和最关键的因素，工业化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比其产量和数量更为重要，甚至连工业化本身都不是国家建设的最终目标。1964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四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正式吹响了进军工业现代化的号角。

　　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工业化最为艰难的第一步，终究还是成功迈出了。

　　(本文摘录自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的《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第二章，文章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