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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要警惕中国经济金融化

时间:2022-03-16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导语:在这场打断人们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大疫面前,我们也不能就抗疫而抗疫,应该摆脱思维定式和思想惰性,从哲学层面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欲念与经济社会的持久存续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问题,也应重新思考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特别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问题。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大危机,而且会对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在这场打断人们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大疫面前,我们也不能就抗疫而抗疫,应该摆脱思维定式和思想惰性,从哲学层面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欲念与经济社会的持久存续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问题,也应重新思考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特别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问题。

  金融,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处在现代经济社会网络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劣、安全,以及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近几十年来,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作为现代金融的样板,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对我们的影响。

  三十多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之说风靡一时。曾几何时,中国的成功崛起却使福山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终结”结论。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让全世界吃惊,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说:“美国过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前行,………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一直在做这项实验,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实验失败了。”也许这些已经发生并在继续的变化能够帮助部分国人破除对美国的迷信。

  当前,我们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审视我们的各项政策方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做好“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各种准备。当务之急,首先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理顺内部关系,做好内部治理,强身健体,应对外部挑战。

  做好自己的事情,除过高端产业链补短,传统产业链更新升级,培育国内市场,共同富裕,实现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之外,十分重要的就是为金融重新定位。我这里所说的为金融定位,不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这已有定论,并无争议。而是金融政策制度如何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定位。只有为金融重新恰当定位,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大变局面前我们才能克服内部困难,战胜外部挑战,继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要为金融重新定好位,就必须破除迷信,在中国金融界开展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没有中国金融的解放思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将永远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且会危及国运。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克里·布朗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思维方式的挑战,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需要解放思想,与西方不同的是他们应该跳出自己的思维方式,而我们应该跳出别人的思维方式,跳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能一味盲目模仿跟随。长期以来,我们有一小部分人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无意识的不自信,总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永远先进的,我们永远不行。我们一些人似乎已经不会用自己的脑子,立足中国国情,立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破除“洋迷信”、“洋八股”。中国金融的思想解放应该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坚持四个自信,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西方历史周期规律,坚持金融服务本原,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自觉,抑制金融逐利冲动,为中国金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1.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影响力无论自觉与否都在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甚至恶劣的大国。不同于靠自然禀赋吃饭,可以被动或主动接受国际分工,偏安一隅的小国,中国无论以人民群众安居就业、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还是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来看,都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整、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产业系统,经济生态。我们不能过度考虑比较优势,幻想国际分工,否则将“我不能呼吸”。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还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这个经济系统的基础动力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前工业时代(手工业)、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制造业和给人们提供食粮的农业一样重要,是真正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动力,其他行业与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任何行业也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风光无限的互联网经济都概莫能外,否则整个经济活动将失去动力。制造业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基础,处在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位置。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与否,所处段位品级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

  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充分认识,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必须心无旁骛,以举国之力全力以赴。

  为了维护中国制造这个国之根本,我们还必须澄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次关系。多年来有些人看见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要建立服务业大国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危害极大,也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增加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也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可能,间接支持了服务业的发展。简而言之,服务业的发展是因为经济技术进步、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应该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本末倒置,盲目推动发展。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的客观现象。既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又要引导发展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要建立正确的概念,引导产业升级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有清醒正确的方向,不要逆库兹涅茨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向而动。

  第三,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金融业,推行“去工业化”政策是失败的。在“去工业化”政策下,不仅导致美国产业失衡、产业软化,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造成大片“工业锈带”地区,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这次新冠大疫来临之际,因制造业缺失,号称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无法保障,一片混乱。

  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清醒,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切忌盲目模仿美国,坚定而踏踏实实地建设我们的制造业大国、强国。

  2.金融放任发展侵蚀工业体系

  我们说了,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但金融放任越位发展,不仅不可能安于服务实体经济本职,而且会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侵蚀中国制造,造成我在本文前面那组数据所反映的工业与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为什么?原因如下:

  ①金融繁荣使实体经济资金短缺昂贵。放任金融发展而涌现的大量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业态模式异化,轻融资中介,重金融交易投机套利,吸噬挤占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央行虽然不断放水,增加货币投放,但资金却被金融机构截流在金融交易套利市场,很难流入实体经济。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也因为众多的金融企业要吃饭分羹,拉长了资金链条,增加了融资环节,环环相套,层层相扣,加大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使实体经济举步维艰。

  ②金融的超额利润阉割了实业投资冲动。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因为投资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技术、市场等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唯此,经济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但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误导金融痴迷交易市场自我服务,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交易套利等原因,使金融投资收益和实体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颠覆了实业净资产收益率两、三倍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基本规律,金融业利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来钱快,赚钱多的金融业示范效应,阉割了实体产业的创业和投资冲动。许多人转而投资创办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投机金融市场,使实体产业发展相对萎缩,后继乏力。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失去持续动力,十分堪忧。

  ③金融业的高薪收入误导青年学子择业。金融业的超高利润不仅扭曲产业资源配置,金融业的超高薪收入待遇还误导青年学生的择业方向。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在选择学习专业时往往选择金融,而不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专业。包括许多苦读多年的理工科毕业生也放弃所学,选择金融机构就业。顶尖优秀青年纷纷投身虚拟经济,势必对我国科技和实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与科技竞争关系极大的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最近,美国国防部创新小组发布的《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报告,对于美国学生青睐于法律、金融等高薪职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大幅减少的现象深感忧虑。这些都需要我们从战略层面深刻反省。

  3.金融盲目发展制造危机

  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任务,首先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二是出现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换句话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必须采取这种充满风险的金融模式,只能沿着这条一路伴随风险的独木桥小心前行,别无他途。必须像美国一样,一次次接受金融风暴的蹂躏,透支国运,甚至得冒颠覆性风险。要防范化解这些如影随形的金融风险,只能是加强监管,小心防范,这就是现代经济的宿命。果真如此吗?让我们一起来条分缕析。

  首先,重大金融风险可能会在哪里出现?

  金融风险有各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第二,为什么要有金融交易市场?

  金融交易市场也有多种类型,让我们以最为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例。为了给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我们需要发行股票的一级市场,为了给持有股票的股东提供配置资源,转让股份的便利,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而且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因此,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必须有一个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交易市场。

  第三,股票等交易市场一定会有重大风险吗?

  毫无疑问,任何交易都存在不确定性,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能例外。但是却不一定会有重大风险。从历史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

  第四,为什么会有杠杆交易和金融衍生品?

  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

  第五,杠杆与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真相。

  融资融券是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的,促进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股票市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是要看大市氛围的。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不可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防止市场过热流动性爆棚时,投机者却会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缩短牛市周期,加大股市风险。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也不仅是平仓或被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起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一起做空股市,反方向套利,助推股灾。在市场实践中,融资融券不是逆市场周期提供流动性和有助于市场平稳的管理工具,而是投机者顺周期使用投机套利的工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15年疯狂短命的杠杆牛市转瞬间变成股灾的市场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杠杆交易不是善类,而是助涨助跌的灾星。

  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权,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无一例外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堂而皇之设立的。在理论上简单推导,这种说法在微观状态下都可以成立。但放在宏观的横轴和纵轴上来看却是错误的,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将会发生无法估量也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

  要了解金融衍生品的本质面目,一是可以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使用衍生工具;二是应该了解一下市场实践中使用衍生工具的过往案例与后果。

  在衍生品市场中鲜有实体产业主体参与衍生品交易,个别被金融机构忽悠,侥幸参与“套期保值”者往往赔得找不到北。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力机构大多都是对冲基金等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以外汇衍生品交易市场为例,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额大约6万多亿美元,但其中与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有关的交易量只占约3%,97%的交易都属于投机套利。这种交易难道能说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以此为标准来看看使用衍生工具的实际后果。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衍生品交易防范化解风险的具体案例,但是遍访各种财经媒体的金融市场资讯、历史资料,鲜闻有人因使用衍生品交易避险而躲过了风险劫难。却屡屡看到欧美金融巨头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或遭受重创。1995年,为英国皇室理财,有着233年显赫历史的老牌贵族银行英国巴林银行,因日经225股指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交易,巨额亏损而轰然倒闭。美国华尔街“套利之父”约翰·梅里韦瑟创建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两位因期权定价公式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前美国副财长、前美联储副主席等一群金融天才,号称美国有史以来仅见的“梦幻团队”。正是这样的一个衍生品交易规则的创造者,拥有一流资讯,被誉为能“点石成金”,曾创造了骄人辉煌业绩的团队,却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的小概率事件中濒临破产。不甘失败的他们几乎原班人马东山再起,加强了风险控制,大幅降低了杠杆水平,但还是在2008年大危机中因衍生品交易没有逃脱覆灭命运。

  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因衍生品交易而破产和濒临破产的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以及被迫出售自己的美林公司等。摩根大通在次贷危机中躲过了初一,却没有躲过十五,同样因衍生品交易在“伦敦鲸”事件中遭遇重创。除过这些全球金融界的明星巨无霸之外,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包括一些企图通过衍生品交易对冲风险的企业也自寻烦恼,造成巨额亏损。远的不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都曾先后因套期保值合约、燃油对冲等衍生品交易造成数十亿、上百亿的巨额亏损。近期又发生了中行“原油宝”事件,衍生品交易巨亏300亿。

  金融衍生品不仅会重创普通市场主体,主权国家也难于幸免,有可能因此遭受金融攻击,也可能被金融机构误导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金融灾难。希腊被美国投资银行高盛误导深陷债务危机就是典型案例。2001年为“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达标,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做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案,冲减希腊政府的公共负债率,掩盖希腊政府预算赤字,后来使失去约束的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与此同时,高盛购买了“信用违约互换(CDS)”来对冲明知有风险的对希腊的借贷。不仅如此,高盛还利用知情人地位,廉价收购CDS,做空债务抵押债券,一方面加大了希腊的借贷成本,另一方面使得CDS大涨获取暴利。高盛不仅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深陷灾难,还和美国评级公司配合默契,引发整个欧元区危机。

  正如一位在1984年被邀请开始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并被认为是他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他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历史和市场实践,以及开发设计金融衍生品的始作俑者已经十分清楚的告诉我们金融灾难来自于杠杆和愈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品不是改善金融市场状态,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而是被金融机构用来满足他们的贪婪,投机套利的冒险工具。他们的冒险,会给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带来巨大风险。这种风险,和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甚至和正常的金融服务也没有关系,更不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

  因此,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他们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高度警惕。应该鼓励直接投资,限制金融投资。

  4、金融放任发展会拉大贫富差距

  所谓放任金融发展即忽视金融的融资中介服务本职,听信他们在金融交易市场“创新”,将金融交易复杂化,虹吸大量资金空转套利。这样的后果一是使实体经济缺水干涸,二是拉大贫富差距,使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并未在经济金融化的道路上停步,从2008年开始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美国经济注入的4.125万亿美元大部分流入金融市场,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 从2009年3月9日的最低值676点,一路上升至今年2月19日的3386点,不可谓不辉煌。可这种辉煌却和实体经济几乎无关,不仅如此,还使美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比逐年增长,至2008年已经升至36.3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一路上升,2019年美国前1%最富有的人口掌握了全美42.5%的财富。此消彼长,占总人口90%的大众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却连续30年下降,后50%的低收入人群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财富总额的3%。

  贫富差距在任何国度社会都难以避免,但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是丑陋而邪恶的,也是难以为继的。美国在这场新冠大疫中感染失控,死亡惨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暴力骚乱交织。表面上是防疫失当,种族歧视以及治理能力、奇葩总统的问题,但根子却是制度性的经济金融化所必然导致的愈加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对于这种不可抗拒的规律现象,我们一定要十分清醒,不可仅隔岸观火看热闹,要赶快筑好我们家的防火墙。

  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的财富集中度增长迅速。2018年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到总额为147万亿的全国居民+企业存款(企业存款包含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这种快速增长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与这些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不无关系,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我们应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不忘初心,检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努力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过渡。坚决铲除贫富分化的金融温床。

       本文为摘选章节。

标签: 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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